别宴回来的时候，我心中还在存想。
此时的摩尼教还只是一个外来色彩浓重，的夷教，象佛门一样，有所谓的三印十诫的教条。
口印即不妄语等戒律，手印即不杀生等戒律，胸印即不奸淫等戒律。十戒为不拜偶像，不妄语，不贪欲，不杀生，不奸淫，不偷盗，不欺诈，不行巫术，不二见（怀疑宗教），不怠惰等。
在回纥也只有一些耨沙，也称为“一切净信听者”（俗信者），乃是最底层的信徒。大部分教义，也主张节欲，安于清贫，忍耐痛苦，守望互助等，带有穷人互助组织的色彩。与佛门的节欲戒忍，有共通之处。
要说真正开始走上歧路，还是三武一宗的法难，武宗灭佛之后，以传统士大夫为背景的道门得势后，虽然没能把夷教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佛门给灭绝掉，但是却殃及池鱼，把景教、沃教、摩尼教这些外来的新生宗教，给扫荡掉。
摩尼教也是由此转入地下，为了生存与本土神话合流，吸收乡野愚民巫祀淫祝的手段，变成一个漫天神佛无所不包的泛信教门。
不过大凡邪教横行之世，基本都是社会矛盾激烈，人心动荡，精神缺失的特殊年代，残酷的现实，让普通百姓，没有可以寄托的心灵家园，于是才有这些邪门歪道乘虚而入，形成大势的机会。如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南北朝的五斗米道，北宋末年的明教方腊，元末清初的白莲教、天理教，清末的太平天国拜上帝会。
如果是太平盛世，这些邪教的能量也相当有限，不过是骗财骗色，糊弄愚民的勾当，只要暴力机器一声令下，顿时烟消云散。只有在百姓生活在生身火热中，对官府彻底失望，才是邪教自生做大的最合适土壤。流毒与世的邪教并不可怕，通过统治者的缺失，扎根人心的邪教，才是最可怕的破坏者。
就如隋唐盛世，很难形成像样规模的邪教，因为相对富足的生活，安定的环境，以及开放的精神，乃至身为汉人的民族自豪感，自然而然成为抵御歪理邪说的屏障。
不过对我来说，这些东西还是很遥远的事情。
让我举棋不定的，最后仆固可敦给我透露的一个消息，这些年随着大量栗末人进入回纥，一直有人试图在回纥的部落中传播大食教，在乌古斯人中已经长生了一些影响。这就足够了，虽然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渠道得知我对大食教的态度。但是有些东西的立场，基本没有什么好妥协的。
回纥早年信的是草原萨满教，一种认为万物有灵的原始自然崇拜，不过撒满叫本身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宗教体系，也没有具体的教义，只有一个大致共同的崇拜对象，各部落根据居住环境的轨仪和风俗也不尽相同，基本是各自为政，因此随着回纥势力的扩大，逐渐被其他宗教所渗透，象靠近西域的一些部落，近水楼台的接受佛教信仰，拜火教教东传，成为突厥上层的信仰后，又有接受拜火教的，也有随着弗林（东罗马）学者和商人的常驻，而接受景教的。
而留在回纥王庭里供奉长生天的那些祭祀和长老，与其说是宗教人士，不如说是部落轨仪和风俗的传承者。
相比沃教、景教、佛教那些动辄成百上千年，积累下来的基础、资源和理论体系的古老宗教，摩尼教无意要根基浅薄的多，比它更年轻的，只有两百多年前穆罕默德创造的伊斯兰教。但是相比伊斯兰教，摩尼教在中国历史上的种种恶名，就简直纯洁的像个婴儿。
至少在伊斯兰教之前，没有这一种宗教会把杀戮和征服直接写在教义里，多少还要假惺惺的披上一层拯救、赎罪之类的遮羞布。这是一种诞生在沙漠的极端恶劣环境中，提倡杀掠来维持自己生存发展的宗教。因此在他们名为生存的教义面前，各种古老宗教都不得不纷纷败退。
历史上摩尼教虽然很早就传入中土，但是正式建立寺院公开活动却很晚，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在长安、洛阳建立寺院的要求，还是由入唐作战的回纥人提出来的，只要我放任不管，按照往常的惯例，为了笼络回纥，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第二天，我换了装束在前呼后拥的簇拥下，在普通回纥人自发组成的临时市场里瞎逛。
人很多，范围也很大，不过简而概之就是，脏乱差三个字，肮脏的泥地上铺块皮子就算是一个摊位，立个四面通风的小帐就算是店铺，所谓的酒肆，就是两三根杠子支起的凉棚下，一群人坐在脏兮兮的毡毯上，直接用皮囊喝酒，喝的醉醺醺，把啃得狼藉的骨头，到处乱丢。
时不时还有人一言不合打起架，然后围上一群吆喝叫喊的酱油众，然后很容易因为看的过于投入而被波及，如入过程空中飞人，砸倒若干摊位，被摊主饱以老拳，很快演变成一场混战，然后在维持秩序的士兵驱赶下，一哄而散。
“他们是苏夷部的族人。据说祖上是北海牧羊的汉家天子使苏武的后裔。”
今天陪同我的人，已经换成了来自王帐的仆固达干，他指着一叠雪白的绒毯介绍道
我嘿然，无独有偶啊，游牧民族也有喜欢攀附祖宗的，还傍的是汉朝的名人。前有李陵，后有是苏武，这算不算是汉朝价值观，文化输出的一种成果。
“最擅长的是织绒，苏夷绒柔至绵密，可是享誉一方的珍品。”
草原虽然贫瘠，物产不丰，但相对回纥这么大个国家，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