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诸羌决定了对朝廷的陈兵边境持等待消息的态度时，身在长安的刘辩也想好了如何处理大汉边境的羌族问题。
原本对于刘辩下令陈兵于边境的行为，朝廷上下并不是全部赞同。有很多大臣，甚至包括卢植在内都认为李傕郭汜既然都已伏诛，西凉叛军也彻底消灭，刘辩就不应该再轻启事端。大汉帝国实在经不起折腾，刘辩的行为实在有点没事找事、惹是生非的感觉。
因此，很多大臣都纷纷上书劝告刘辩应该早日班师回朝，不要妄动刀兵，对于叛羌应该徐徐图之。
不过领兵在外的刘辩却对这些奏表完全无视，光熹帝刘辩第一次向众人表现出了他固执己见的一面。卢植他们见劝不动刘辩，也只好各个摇头叹息。他们不知道。今后因为刘辩的固执对帝国所造成的各种问题让包括卢植在内的一代光熹名臣们疲于奔命、吃尽了苦头。
不过刘辩也不完全是一个刚愎自用的无智之人，对于解决困扰大汉帝国多年的羌乱问题，他也并非打算非得诉之于武力。
早在他重生之前，他就对历史上拖垮了大汉帝国的羌族叛乱有着深入的研究，再结合这个时代对羌族的详细了解，在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解决方案。
羌乱一直是大汉帝国最头疼的问题。历史上正是因为西面羌乱的此起彼伏和东面黄巾大起义的严重打击才使得大汉帝国走向了灭亡的深渊。
而探究羌乱的不断爆发的原因，其根本就在于大汉官吏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失败以及大汉朝廷在边境的屯田政策造成的。
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早在商代时期就有关于他们的文字记录。一直以来他们一直与中原地区相安无事，共同生长。周朝时期中央政府还多次与他们通婚，分封羌人后裔为诸侯国。然而到了东汉时期，由于政府对羌人的歧视政策，使得这个原本是汉人亲家民族的羌人饱受了汉朝官吏的残酷统治。在汉羌两族的纠纷中，很多官员都是有意偏袒汉族。比如说东汉历史上发生的安夷羌族大叛乱就是因为一个汉朝安夷县的小吏抢占了一位美貌的羌族女子，而他的丈夫无处述理，便愤然杀了那名官吏，之后携妻带子逃到塞外。而安夷县令大怒，认为这个羌人违法乱纪，率军出塞追捕，结果激起了羌族各部落的愤怒，联合起来共同抵抗。
而造成羌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东汉王朝成立之初就开始的在羌地屯田的政策。由于不断地向羌地屯边，大量迁徙内地居民、囚犯甚至利用军队屯边而导致了羌人的生存空间遭到严重挤压，很多羌人被迫迁徙道更远的荒芜贫瘠的土地，有些甚至失去了土地无以为继。在生存遭到严重威胁之下，羌人才组织起来愤然反抗汉人的统治。
汉羌彼此争斗断断续续长达一个世纪，其中既有张纡的背信弃义毒杀羌王迷吾，又有羌人对汉人的大规模屠杀和劫掠。彼此间都因为战争而遭到了巨大损失，在这场民族仇恨中其实汉羌两族都是输家。
早在刘辩继位之初，朝中便有人为了解决羌人问题而上书，前司徒崔烈上书刘辩建议放弃凉州，退保三辅，而刘辩却并没有采用他的昏招。在处理羌乱的问题上，他仍然秉持着“胡萝卜加大棒”的原则，陈兵于羌道就是为了向羌人展示武力，不过刘辩真正的用意还是准备与羌族和谈，利用羌人的归附，使得中原强大的文化对羌人进行同化。
光熹时代汉民族对少数民族有意识的同化，从于夫罗率匈奴依附大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不过因为汉胡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以及长期的对立形势，使得大汉对于少数民族的同化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原本历史上的西晋政论家江统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原地区对于异族人的异样看法。而不光汉民族对于少数民族不信任，同样各个少数民族因为信仰的不同和语言障碍的不顺，对于汉人的误解也颇深。
误会必然产生隔阂，而隔阂最终将会导致争端。
刘辩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他利用宣导社在军中宣扬汉民族优越论以及民族尚武精神，可是对于其他民族他还是愿意海纳百川的接受他们，当然前提必然是在大汉帝国的统治下团结在汉民族的周围。
受到前世美国人在全世界大力推行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在刘辩的心里觉得用武力征服一个民族也许容易，可是征服一个民族的文化却异常艰难。汉民族虽然一时间能用武力赶走了匈奴，可是匈奴之后还有鲜卑，还有突厥吐蕃，还有女真蒙古。更别提不久的将来给汉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五胡乱华。
所以，武力征服只是最开始的手段，民族同化才是今后刘辩处理异族问题的最大杀器。
故此，在匈奴归附后，刘辩为了加快匈奴的汉化做了极大的努力。先是为了增加匈奴与汉民族彼此间的认同感，刘辩通过手中各种宣传资源提出了《史记》中对于匈奴人起源的看法，向天下宣传匈奴人原本是夏朝遗民，与汉人其实同属华夏一族，炎黄子孙。
《史记》是大汉最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写的，在这个时代的没有几个士人有资格去质疑这位太史公的观点，所以大家只得认同刘辩宣传的事实。
而在对羌族的同化上，刘辩也准备使用同样的方法。他已经通过《洛阳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