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岁月的无情,人生的短促,早被诗人们领悟透了,写绝了。
怎么个活法,在古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享乐和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两端。要么是及时行乐,荒淫无度,醉生梦死,要么是立功立名立德。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另一种活法:既要及时行乐,又要有所节制;既要充分享受人生,又要保持忠于职守的精神和忧患意识。
在荒淫和苦行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似乎是一种符合现代意识的活法。日本人信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享受(实际上是工作多于享受),如今被我们拿来当作一种活法的标本。其实,这样的标本早已有我们自己的祖先作了示范,何须从东洋人那里去学。
充满世俗精神和气息的既享乐又干活的“中间”活法是非常现实,也非常有吸引力的,大概可以算得上一种比较理想的活法。
它不要求我们像浮士德那么不断地去进取、开拓、发现,用不着去冒险寻求刺激。不要求我们像西西弗斯那样不断徒劳地推巨石上山,也不要求我们像教徒那样去修道院禁欲苦修,不食人间烟火。
不过,要真的实行起来,中间活法怕是有相当难度的。人是一种不大经得起诱惑的软弱的动物,具有自制力和理性精神的人毕竟很少,不知不觉或有意识放纵自己的人却很多。我们实行起来多半不会偏于苦行和工作狂的一面,而会偏向纵情于声色犬马风花雪月而不能自拔的一方,时常乐而忘返,乐不思蜀。
尼采曾用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来代表人类的狂欢和理性两种精神。或许这是上帝的有意安排,把这两个对立面放进我们体内,让我们自己去作选择:或者纵情享受,或者拼命干活,只有不同寻常的人才会把二者结合得很好。选择就是考验,答卷要由我们自己来填写。
作者是个有思想、有抱负的人,他深知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道理,因此作者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最终作出了“无以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意思是即兴享乐也不要过于那样享乐,必须思考自己责任岗;爱好享乐也不荒废事业,贤士都会这么去做事。
陶渊明带着侄子们去游览荒墟,看到有屋舍井灶俨然,而桑竹皆已枯朽,跟砍柴的人打听:这儿住的人呢?砍柴的人说,都已经死去了。他不由大发感慨: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陶渊明对死亡超敏感,他都不用到这种现场,站在自家的田园里,“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场景,他居然就能想到:
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
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
余光中说,越是天才,就活得越热烈,也就越害怕死亡,莎士比亚如此,李贺如此,济慈和狄伦·汤默斯也如此。
死亡为什么可怕?我想首先是因为我们没试过,没试过的东西总让人不放心;其次是因为它把人生变得没指望,你在阳光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是因为你心有理想,知道你的未来不是梦,而死亡不但把你的未来变成梦,还变成灰烬,灰烬还有痕迹,你最终的未来,是连痕迹都不存在。
我小时候想到这些就有窒息感,又如面对一个不见底的深渊,连探探头的勇气都没有。成年之后反而不大做这种终极思考,日常生活里细碎的烦恼,足以把根本的忧惧淹没。诗人和孩子,在某个层面上是同类,余光中就说,莎士比亚的一百五十首十四言诗,首首都与死亡有关,他想用蓝的墨水冲淡死亡的黑色,以此安慰自己。
莎氏的诗篇,俺还真的没有太琢磨过,一瞥间的印象,好像情诗居多,比如:你的甜爱,就是珍宝,哪怕拿君王的位置,我也不愿对调……
但余光中这话是对的,从根本上说,爱情就是对于只能向死亡朝圣的人们的安慰,通过放大另一个人的意义,放大爱的意义,来赋予自身生命以意义,好像在伟大的爱情的映照下,生命就可以不朽了,就像《风雨》中的不表达,朝闻道,夕死可矣。
但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幸遭遇伟大的爱情,得到这样美好的救赎。大人们平时是不大想死亡这件事,但谁能彻底逃得掉?总有一些时刻,你与死亡劈面相逢,精神危机在所难免。
那年我的一位同事因公殉职,早上还有人看见他在路边等出租车,下午就有消息传来,说他乘坐的汽车在经过某个隧道时,遭遇车祸,当场死亡。
单位顿起大的震动,哀伤,以及兔死狐悲。大家年龄相仿,境遇相似,人生轨迹按理也该差不多,他的提前离去,提醒了我们,死亡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蹲在看不到的未来,它说来就来,事先未必就会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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