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宣传媒介将代食品和双蒸饭等的优越性吹得天花乱坠，但各地不时传来群众误食代食品导致中毒的消息。
c26年4月，萨兰省兰得县群众15900余人因食用未知有毒树皮，致使11100余人中毒，3800人死亡。5月，鲁西省3800人吃野菜野草中毒，1540人死亡。各地农民还因吃了腐变的蔬菜，患了青紫病，无有效药物，大批量死亡。
“一两粮食蒸来蒸去不还是一两粮食吗？”
多国科研部门对该国代食品的“营养价值”又作出了新的测定。40种代食品的有毒成分。橡子粉、稻草的“营养成分”多国一再检验，结论都是基本没有任何营养价值。多国研究还证明，稻草、玉米根、玉米芯、玉米秸营养价值很低，“不能产生热量，不能消化吸收，不适合大量掺食”；而所谓“粗淀粉”的真正淀粉含量只有0.8至2.96，蛋白质0.27-0.6，将其喂小白鼠，三天内体重下降31，解剖后发现胃扩大和胃壁变薄。
该国民众对这场运动更是牢骚满腹：“勤俭建国真正好，又吃野菜又吃草”，“我们不吃野菜，那是给猪吃的”“形势好得很，为什么天天吃无缝钢管（通心菜）？”“过去给地主坏蛋给贵族老爷扛活还管饱不限量呢！”“波旁帝国不好，鱼虾酒肉都能吃着；新社会好，什么都买不到。还不如从前给地主当雇工，也比不上过去的猪狗。”“什么人民的好政府，比茅缸板还臭！害得我们饭都没得吃。”“革命代表大胖脸，社员饿死他不管！”
一边是紧缺的供应，沸腾的民怨，一边确是几乎无限量的胡吃海喝。但这种无限量只限内部高层人员。
外面怎样无关紧要，国家体制内官员总是能吃饱饭的。政府规定科级以上官员每人每月补助供应糖一斤、豆一斤；同级别军队官员，每人每月增加供应肉2斤、蛋2斤。此举虽然得到中高级官员的普遍拥护，却极大地挫伤了一般办事人员和广大普通群众。巴黎市的一般低级别官员讽刺道，“高薪人员猪肉炒鸡蛋，低薪人员一锅菜叶熬稀饭”，“现在政府内部分三等，一等是吃肉的，二等是吃糖豆的，三等是喝汤的”。
军队内部，连级以上军官的饭食有“富强面粉的馒头、花卷，有大米饭，还有市场上少见的猪肉、鸡蛋和香肠等荤菜”，“每天的伙食标准不低于一元钱”。
困难地区全力供给着首都，这里的科以上官员每人每月供应食糖1斤、大豆3斤、食油0.5-3.5斤，肉0.5-3.5斤，鸡蛋0.5-2斤，纸烟2条，下水2-3斤，水产3-5斤，粉条3-5斤，豆腐3-5斤。
与此同时，非首都周边地区的普通人正享受着“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美食是属于领导的，饥荒才是普通人归宿。到c世纪26年年中，这场饥荒已经遍及政府控制区共计9个省116个县。然而，号称是穷苦人政府的巴黎革命代表议会对此却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还在部分地区照征粮食。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剩下的只有一两成，连自己吃都不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更谈不上任何储藏。当时因为给首都供应粮食，多数百姓家都吃不上饭，许多百姓就被活活饿死。
所谓和谐公社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就剩下些妇女小孩，没人干活。多数公社食堂吃的饭早就不成样了，很多就是把不剥皮的红薯切成小块，再配上红薯叶子煮，开饭时一个人给舀一瓢，那一瓢有两碗。可是那时候人们饿极了，别说两碗稀汤，五碗都不够喝。绝大多数人都有浮肿病，脸色黄，浑身肿，不拄棍子都站不稳走不动。只有掌握实权的干部多吃多占脸上光堂些。人们下地干活时，都能看到许多低矮的新坟头。乡亲们说，饿死的人太多了，哪还有那么多棺材，死的人都是挖个坑软埋。人们饿的有气无力，坑也挖不深，坟头也就不大。后来死的人更多了，有的一家饿死三四口人。死的人多，大人小孩都没人埋，也饿得没力气抬死尸挖墓坑了。
革命者控制区的很多地方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这类地方“人相食”的惨状不可避免的上演了。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有时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在城郊、集镇、村头摆摊卖的熟猪肉中，有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引起腹泻而死亡；另一些人常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常吃等。
下文为本朝某段饥饿历史中，某些人残忍杀吃亲人的真实记录。
叔父吃侄女。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吃了其侄女的肉。1960年，其兄嫂死后，一个不满10岁的侄女被其收养，不久侄女饿死，被其吃掉。因吃人肉，精神紧张，患病多年。
儿子吃父亲。1960年5月25日，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孙振林（****党员，县文化馆副馆长）等人汇报：在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检查，群众强烈反映农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被煮吃掉，并将一部